广州一群大学生陪着农民工回家过年，深刻感受——“这次大迁徙，是他们365天的希望”

春节之前，以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为主的8名大学生没有早早回家过年，而是各自陪同在珠三角打工的新生代民工，一起踏上返乡的旅程：从网络抢票、到火车大巴，从城市到乡村，他们的足迹遍及河南、福建、安徽、陕西、江西、海南、重庆，真实体验着中国民工的返乡路。这群来自中山大学等高校的“学生记者”，用微博、体验式报道的方式记录着这次“大学生陪农民工回家过年”之旅。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教授还针对他们的体验、感悟进行专业点评。
 

一票难求

说道春运，车票总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国家发改委数据显示，今年春运期间，预计旅客放送量将达34.07亿人次，为历年之最。大学生们陪同的八位农民工中，遇到买票难问题的不在少数。来自福建南平的年轻民工李泽棋是大学生官建洪的采访对象，他已经在广州打拼了八年。为避开拥挤的火车，他选择坐大巴回家。“过年前大巴从一天一辆变成两辆，虽然车费贵，但票好买，也不挤。”说起为何选择大巴时，农民工李泽棋如是说。

大学生张瑛在电脑前守了两天，抢红了眼也没有帮拜访对象买到6号回家的票，“他也不间断的拨打12306，始终打不进去。”不能再晚了呀，10号就过年了，张瑛心里非常着急，“我不知道怎么帮他。他说，没事，我再想想办法吧。”那一刻，小姑娘心头一震，想起自己家里盖房子拿不出学费的时候，爸爸最长说的也是“没事，我再想想办法”。张瑛感言：当我还在等待被安排的生活时，他已经扛起自己的生活向前走了。

“年前的票很难买，买俩个人的更是难上加难。”大学生秦瑶正等着和她陪同的农民工万小渝后天出发回家，之前，她俩彼此交换了身份证号码，不停在电脑前刷票，经过两天苦战，终于订到了2月7号的车票。
一路奔波

好不容易拿到车票，心情总算踏实了些，但是，回家的路并不舒坦。“坐了一次火车就跟打了一场仗一样!”年轻农民工杨秋月手里攥着广州东到九江的硬座票抱怨说，大学生杨艳芳全程体验16个小时的硬座之旅，“刚开始还很舒服，几个小时后就腰背酸痛。”她感慨到。

除了乘车途中的煎熬，“换乘”也成为回家路上的挑战之一。民工的家乡往往在比较偏远的农村地区，要回去趟，多次的“换乘”成了不可避免的过程。

农民工李泽棋的老家在福建闽北山区的一个小村庄，“回家一趟最少要换车两次。”首先坐车到邻近的一个县级市，转车到小县城，再次换车，到乡镇，之后徒步20分钟，才能完成了这段艰辛的旅程。每次换乘要所耗时不低于一小时。
一缕乡愁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无论在外是否赚到钞票，也无论回家的路途多么艰辛，家永远是最温暖的地方。“这里才是我们的大本营，我们最想回到的地方。”在五金厂辛苦了一年的曹美丽，和丈夫一起，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在江西农村的老家。和其他的家庭比起来，曹美丽夫妇算是幸福的，至少两个孩子一直带在在身边。

来自陕西的辛为超，南漂打工近十年，孩子放在老家由爷爷奶奶看管，“万万估计长高了，在电话里会叫爸爸妈妈了，字咬的可准了……”返乡途中，他对家充满了期待。可是到家之后，孩子怕生，不让爸爸抱，辛为超用玩具手枪“讨好”他，小家伙还是不肯。
一番感慨

大学生在陪农民工回家过程中，发现有些农民工家乡已经没有了土地，而他们在城市又很难落地生根。“他们已经无法再像祖辈一样依靠农耕养活自己和家人。他们需要走出村庄，进入城市，在工厂或工地寻找新的就业机会。”于建嵘教授点评说，“希望政府有更多的制度性安排，比如户口制度改革、社会福利政策的改变、劳动安全的强制性规定，等。”
       “大学生陪农民工回家过年”活动由中山大学和《大河报》联合发起。负责指导学生报道实践的《大河报》记者朱长振，曾在中山大学驻校访问。12年前，他第一次陪民工回家过年，接下来的每年春节，都在重复这项看似简单的工作。项目负责人、中大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张志安介绍说，希望参与大学生能用同龄人的视角来观察城乡巨变和新生代民工的生存现状，“这也使我们进行新闻实践教学的有益尝试。”

大学生李娜告诉记者说，这次经历中遭遇的故事，让她更多懂得如何去深思这个时代中个体的命运和社会的冷暖。“陪农民工回家过年，至少让我以后对拥挤交通破口大骂之前能想一想，我们身边一直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拎着大包小包，他们奔上拥挤不堪的归途列车，因为他们一年才能一次。”大学生杨艳芳深有感触地说，“这一次大迁徙，是他们365天的希望。”

截至目前，工作坊于春节期间在《大河报》连续刊发8篇体验式报道，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包括《南方都市报》、《海峡导报》、《潇湘晨报》、《重庆时报》、《华商报》在内的多家国内知名媒体对该活动进行了报道，其中《南方都市报》更是两度报道该活动。（通讯员官建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