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恩教授政治传播讲习班

基恩教授政治传播讲习班

       从 4月6日到5月15日，约翰?基恩在中山大学开设主题为“未竟的传播革命”政治传播讲习班。该讲习班由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和传播与设计学院联合主办，以英文授课和讨论的方式进行。该讲习班主要包括五次主题演讲：On Communicative Abundance”、“The Need for Wild Thinking”、“The Internet of Things and its Critics”、“Why Google is a Political Matter”、“Silence and Communication”。

第一讲  On Communicative Abundance

       在“On Communicative Abundance”的主题演讲中，基恩教授认为，任何社会都被各种各样的传播和交往方式所建构和改变。基恩引用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冷媒介与热媒介”和伊尼斯的“传播的时空偏向”的观点，认为在互联网这一轮传播革命中，传播深度介入和渗透到个体生活中，人类的生活方式被传播所改变。

       伊尼斯在《传播的偏向》中将媒介分为时间偏向型和空间偏向型两种，不同类型的传播工具对人类的时空观念、生活感知有着不同的影响。同时，根据接触媒介时思想、注意力参与程度的高低，将媒介分为“热媒介”和“冷媒介”，热媒介包括书籍、报纸等需要高度集中精力的媒介，冷媒介包括电视、手机等很容易吸引人、无需高度参与的媒介。

       基恩回溯传播革命的发展历史，以更好地展现互联网传播革命的丰裕性。他认为每次传播革命都日常生活带来很大改变。以听音乐为例，从磁带到CD、到ipod、酷狗等音乐播放器，音乐工具日益多样化；又如从纸质书到电子书，减少了树木的砍伐，节约资源，使成本更低。又如全球卫星电视这一传播革命，首次将声音、文字和图像三位一体进行跨空间的多媒体传播。1967年，披头士乐队第一次通过BBC向4亿观众现场演唱新歌，来自悉尼、纽约等不同地方的观众同时见证披头士的现场表演。报纸只能传播文字，无线广播有声音却没有文字和图像，而电视包含三者。自从有了卫星电视，信息可以快速且超越空间限制进行大规模传播，卫星革命是传播丰裕和全球传播的起点。

       基恩认为，信息革命可以用“传播充裕”来概括，有些人为此感到激动、充满幻想和希望，但是仍然需要关注到的传播充裕与贫瘠的矛盾、数字鸿沟现象。并非人人都拥有譬如有些非洲贫穷国家在难以保证生存的情况下，不能接入互联网；即使在南韩、新加坡这样的发达国家，数字鸿沟现象仍然存在。

       尽管现在互联网传播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改变。但是基恩认为报纸、广播、电视不会消失，而是和互联网将会共存，互联网传播革命的趋势是“混合媒介”（hybridity）。这场传播革命的传播模式从报纸、广播、电视大众传媒时期的中心化（centralized）向互联网时代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发展，再向社交媒体时代的网格化发展（distributed）。

       基恩提出，理解传播革命需要秉持四个方法论原则：传播方法论、概念重要性、历史感和全球视野。

       第一个原则是：认识传播方式的基础影响。传播媒介塑造着我们是谁，我们的思考方式，我们使用的语言以及日常习惯，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和经历，并且传播方式在任何社会中都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因此，要认识一个社会，首先得认识这个社会的传播方式。正如著名的传播学者麦克卢汉的观点：媒介即讯息。传播媒介直接决定了人们能说什么。

       第二个原则是概念重要性。基恩认为有关传播可以搜集到很多数据，诸如拥有手机的数量、每天上网的时间、亦或是每天看微信的次数等，但这些数据不会自己说话，要通过概念和术语来理解数据背后的含义和重要事实。譬如communicative abundance指的是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传播非常充裕和方便的时代，有非常多可能的传播渠道。基恩举例让我们要意识到现在正处于一个充裕的传播通信时代。基恩说当他16岁的时候，第一次有打电话的经历。那时，一次只能通话三分钟，当接近电话时听到对方在说“ hello, hello”，突然电话中充满ke ke ke的噪音，不能听到对方的话，这三分钟的通话是一个糟糕的体验。

       第三个原则是历史感。基恩强调，只有将传播置于时间的历史长河中，我们才能理解每一次传播革命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报纸和书籍是最重要的传播方式，但今天，互联网成为主流的传播媒介，我们要在历史发展的背景和脉络中理解传播革命。

       第四个原则是全球视野。基恩认为互联网这场传播革命的影响是世界性的，要将视野放眼全球，他会列举一些美国、印度、日本等外国的事例来更好得理解这场传播革命。

第二讲 The Need for Wild Thinking

       信息革命给我们社会和生活带来很大变化，有乐观派也有悲观派。基恩引用麦克卢汉的观点，认为每种传播媒介都会对使用者施加魔法，产生一些新的说辞和一套新的体系。基恩强调，既有概念难以帮助我们获得信息革命的全景认知，因为往往会有选择性偏好，因而对信息革命的深入认识和研究需要一种Wild Thinking。

       “Wild Thinking”是基恩特别强调的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与fresh thinking和a big ball concept密切相关，是将注意力投注到不熟悉的场景中。他主张思考和研究问题需要淘汰陈旧的概念，运用wild thinking，。基恩认为对信息革命的研究需要经验研究，特别需要运用一些概念。然而有些陈旧和僵死的概念，例如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Fourth Estate、informed citizen、culture industry、 cyber-utopia、cyberspace，并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信息革命。如果研究的起点就是一些错误概念和伪概念，就会很危险。例如informed citizen这个概念有对于黑人的歧视，cyberspace将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割裂开来。

       基恩认为应该积极运用新鲜概念思考问题。他列举网络公众（online publics）、电子自治 （digital self-government）、网络公民（cybercitizens）、维基治理wiki-government等新概念。基恩说已经有一些学者和政治家在积极运用这些新概念解释问题。例如劳伦斯?格罗斯曼就认为，电子通讯可以给与每个政治参与的机会，使得个体要求能够提上政府议程，参与到与专家、政策制定者和其他公民的讨论中。希拉里?克林顿也关注这场传播革命，她认为一个连接的电子世界（A connected digital world）让所有人可以有共同的接近知识和权力的机会。

       在爬梳陈旧概念基础上，基恩教授提出自己的“全球公众”（global publics）概念。信息革命改变了时间和空间，使得虚拟在场成为可能，全球性媒体事件得以发生。而全球公众主要当发生全球性媒体事件时，全球处于不同时空，不需见面而彼此关联，共同关注、见证、思考和讨论这一事件的公众。全球公众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群体，而是与全球媒体事件密切相关，并时刻在改变的群体。基恩举例说越南战争是第一场电视战争，也是全球媒体事件。越南战争的图片改变了美国人对越战的认识，不再认为越战是为民主而战，而是野蛮而残忍的战争。

       “全球公众”的概念与基恩在《全球公民社会》一书中的“全球公民社会”是密切关联的。基恩把全球公民社会作为一个20世纪90年代的新术语，是一个带有彻底不同特征的宏大观念，当全球公民社会概念的支持者使用它作为一种伦理标准时，它用户一种建立于非暴力和法定权利分配机制上的世界政治图景。

       全球公众（global publics）与global audience也应该区分。global audience虽然是共同观看、见证和思考全球媒体事件，但是一般不会讨论全球媒体事件，而global publics 会参与讨论，表达观点。global audience主要与witness有关，而global publics与talk有关。

第三讲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nd its critics

       在“The Internet of Things and its Critics”的主题讲座里，基恩强调互联网传播革命的一些弊端。对于这场信息革命，技术乐观主义者认为传播的丰裕性与公民自治有天然的联系；技术悲观主义认为互联网带来自由的同时也带来了妄想。传播的丰裕性既可以被用于好的目的，也可以被用于坏的目的，一切取决于具体情境。

       互联网虽然创造了新的信息银行和信息传播渠道，也意味着隐私的终结（end of privacy）。卧室、浴室、战场、董事会上一切信息都可能突然成为公开的信息，隐私只能存在于历史。

       互联网还会带来信息过载，过度自负（big egos）和过度自卑（‘little egos’drowning in information overload）同时并存。一方面，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取大量信息，导致过度自负。另一方面，当信息量过多，形成信息的喷流，超出人们的接收和理解的范围，导致过度自卑，对人的思考产生负面的影响，产生如蜂窝式的思考（beehive thinking）、置身于回音室（echo Chambers）、线上的政治胁迫&数字毛时代（online witch hunts +‘digital Maoism’）等。蜂窝式的思考是CASS SUNSTEIN提出来的，指人们只想与自己有关的事，渐渐变得狭隘，缩成一团，只关注自己的小世界。最终可能会导致社会孤立（social isolation）和听信自己（listening to Ourselves）。

       此外，互联网还会带来很多非理性讨论（trolling + user-generated shouting nonsense）。网络的匿名性产生了繁荣的匿名“文化”，人们创造新的流行词语和流行现象。互联网上出现越来越多不专业的人，真正的专家越来越少。有人在互联网上会肆无忌惮的说话，产生大量的无稽之谈。在这样的世界里，人们逐渐丧失思考和理性判断的能力变得越来越狭隘、自大、说胡话，逐渐丧失公民属性和公民身份。人们越来越像Manfred Spitzer提出的数字白痴（digital dementia）。现在的广告也也对儿童和他们的童年造成威胁。

       基恩也提到现在互联网研究存在的一些弱点需要特别警惕，例如历史感的匮乏（poor sense of history）、过分关注个人轶事（personal anecdotes）哗众取巧（sensationalism）和对黄金时代的怀旧感（nostalgia for an imaginary golden past age）。

       因此，基恩强调我们理解信息革命需要借鉴麦克卢汉给世人的警示：每种新的传播媒介都会被使用者带上一个具有魔力的光环，实际上是人们给它强加上自己的假设、偏见和价值观，因此必须独立地分析它的社会和政治影响，撇开人们强加给它的因素，进行批判性思考。

第四讲  Why Google Is a Political Matter

       作为民主理论的长期研究者，基恩在讲座中特别提及political的三层含义：与国家有关（refer to state）、与公众参与有关（citizen gather together to debate in public sphere ）、与日常生活有关（refer to everyday life）。

       在第四讲“Why Google is a Political Matter”中，基恩教授认为,谷歌是一个政治问题在political的三个层面都有涵盖。基恩认为，之所以说谷歌是一个政治问题，主要表现在六方面: google in the future（谷歌的未来）、digital colonialism （数字殖民）、moonshot thinking （Moonshot思维）、seductive power（引诱性权力）、singularity（奇特性）、what can be done（我们能够做什么）。

       谷歌起家于两个大学生，最初的理念是“do no evil”，“for a better world”。谷歌声誉极佳，在全球塑造了良好的自身形象。人们提到谷歌，头脑中都是cool的形象。谷歌野心勃勃，极具有扩张性和侵略性，谷歌喜欢收购小的公司来进行扩张。

       基恩认为，谷歌的发展，也是一种数字殖民（digital colonialism）。在商业化的时代中，谷歌依旧做商业项目，例如我们生活中经常用的谷歌地图、谷歌搜索等。谷歌的发展得到了美国政府强大的财政支持，这也就意味着这个无孔不入的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也为政府的监控提供了便利。这种网络入侵不仅仅出现在美国本土，已经没有国界，渗入到每个谷歌使用国。

       另外，谷歌一直有一种Moonshot思维，这种Moonshot思维与Moonshot项目有关，研发的成果有我们非常熟悉的无人驾驶汽车、终结语言障碍等。

       基恩认为，权力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强制性的霸权手段让别人承认自己，另一种是引诱性权力，即通过说服的方式让别人相信自己。而谷歌的权力就是一种引诱性权力（seductive power）。谷歌摧毁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限。它运用自身拥有的巨大服务器，记录用户上网的痕迹，分析用户数据，建立数据库。谷歌的记忆存储其实是对公众的一种监视，像《1984》里的老大哥一样侵犯个人隐私，这实际上瓦解了公众的正常生活，以一种有效的软方式来解构社会。

       基恩认为，谷歌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奇特性（singularity），它可以有效地将人、事物和机器等所有的东西整合在一起。它力图寻找一个能够帮助人们解决一切事物的方法，例如谷歌致力于开发人工智能机器人、谷歌眼镜、无人驾驶汽车等高新应用性能的项目。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能够做什么呢？基恩认为，谷歌已经卷入到政府治理和公众的日常生活中，谷歌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问题，目前没有结论，值得大家进一步思考。

第五讲  Silence and Communication

       在这一讲中，基恩教授使用中文中“安静”一词作为silence对应的中文翻译，而整个演讲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权力喜欢安静。基恩教授认为权力与安静是有非常紧密联系的两个概念。在欧洲传统中，有一个很古老的结论就是：权力（掌权者）喜欢安静。安静被看做是一种政治武器，可以被用来将解决棘手的问题与政治挑战。换句话说，权力喜欢秘密。根据政治思维的传统模式，掌权者喜欢秘密。所以基恩教室认为“秘密”与“安静”是兄弟般等级的概念，都是被掌权者所善用的。

       传播革命的一个新特点就是有点地方、有些领域，媒体是没有覆盖到的，或者媒体是无法报道的，比如“韬光养晦”等等都是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安静与媒体之间的关系就在这里得到体现。所以在媒体上保持安静，后面其实是一种强权现象，一种权力现象的体现。权力都是喜欢秘密的，都是喜欢安静的。安静与权力是联系在一起的。

       第二部分：大工程（Mega Projects）与安静，讲述在大工程背后中存在的安静现象。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有许多大型工程，航天工程、能源工程、水利发电站等等都是大型工程的典型代表，而此时此刻仍然有很多大型工程在建造中。权力与安静的紧密联系之中最重要的体现就是大工程（Mega Projects）。

       基恩教授认为，大工程都是和安静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大工程还是需要媒体去覆盖到，媒体去曝光等等。但是大工程有三个关注点：第一是费用，一般都会被预算大很多，比如柏林现在依然没有完工的一个机场，现在已经10倍于之前官方公布的预算；第二就是建设的决定，大型工程一般晚于其预计完成时间，比如德国的这个机场原定2012年完工，而现在要道2020才能完工。第三，工程的复杂性，设计建设等等都是复杂的，任何差错都会导致前功尽弃最后不得不推倒重建。大工程可能发生诸多方面的问题，成本、设计、复杂性导致大工程在设计过程当中，运行过程当中，都是出现各种方面的问题。

       可是，我们进入现代世界之中后，大工程越来越多，给我们的社会留下了一个个脚印。但是这个大工程的背后其实是一个权利的组合，所以一旦出问题，后果也将是非常的严重。在这些大工程后面，其实是一种权利现象，但这却是一个安静的领域。对于这些大工程的问题现在已经有了很多的解释，但是在基恩教授看来这些都不是对的，大工程缺乏一种内在的或者外在的监督机制，他们都是以一种秘密的方式在运作，媒体新闻没有覆盖到，所以这就容易出问题，他缺乏一种对权力的监督。比如福岛核电站的例子，没有一种危机处理系统，一旦出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做，而平时恰恰以一种安静的方式在运作。在基恩教授看来，大工程后面都是一种安静的现象，都是一种权利。他的原因就是缺乏一种监督机制。

       第三部分：如何去理解安静（Silence）。如果说，前面都是一种现象的话，那么最后基恩教授便开始阐述他关于“如何来理解安静”的。

       如何来理解，基恩教授提出了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是，安静是在传播停止之后的一个时期，没有声音这个安静；郭忠华点评说基恩教授更多的是在引用维恩·葛思坦的观点，即所有的传播是建立在安静的基础之上，传播是需要在内部思考传播中所没有说的那些内容。所有，如果是一个新闻记者的话，所十分重要的就是去理解安静，去理解安静后面所隐含的权利机制。基恩教授举了一个例子，比如妇女在餐桌上，什么时候该保持安静，什么时候该说话，这背后也是一种安静的机制。

       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作为一个政治传播者，需要去思考其所说的后面那些没有说的，而不是等到这个传播过程已经停止之后。

       后面基恩教授做了一个总结：大灾难。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大型灾难一直在上升，大灾难上升的原因是因为大工程越来越多越来越普遍，成为一种全球的现象，那么这背后安静的现象也是在上升的。

       由此基恩教授提出一个问题，如何去阻止灾难？如何解答这个问题，答案便是从权力与安静的角度可以读出。